1、勞動教養缺乏法律依據
現行勞教依據的是《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1957年發布)、《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規定》(1979年發布)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1982年發布)，僅此一個決定，一個補充規定，一個試行辦法而已。其中決定和補充規定雖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但其發布主體是國務院，其法律地位僅處于行政法規之檔次。而試行辦法則是國務院轉發公安部的文件。被轉發的試行辦法在內容上較為完備，對決定和規定作了補充，成為了勞教的主要依據。
(1)勞動教養制度明顯違反了《憲法》和《立法法》的有關規定。我國現行《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立法法》第8條第五款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規定。"而勞動教養不經正當的司法程序，不需審判，甚至被勞教人員沒有上訴的權利，僅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決定，事實上是由公安機關或黨政領導決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長達3年，還可延長為4年。
(2)勞動教養制度與現行《行政處罰法》的規定也不符。《行政處罰法》第9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規定。"第10條第一款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第64條第二款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于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由此可見，作為行政法規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規定"勞動教養"這樣一種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不但不符合《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與規定矛盾和沖突，而且已經在事實上處于缺乏法律依據的狀態。
(3)勞動教養制度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上違背。1998年，中國加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9條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此處的法律指的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
2、勞動教養成濫用權力的“溫室”
依據1982年《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對勞動教養的決定只需經過公安局有關科室的批準，不需經過任何形式的取證、控辯、一審、二審等程序。這樣，司法機關就無權對決定勞動教養對象的決定過程進行合法的控制和監督，而被決定勞動教養的人甚至連申辯的渠道都沒有。這就必然會導致公安機關濫用這一權力的現象發生，成為公安等機關濫用勞教職權、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打開了方面之門。
(1)將刑事訴訟案件作勞教處理。有的公安機關對一些在法定羈押期限內無法偵查結案提起刑事訴訟的案件，取證困難、證據不足、怕移送起訴后被退查的案件，辦案經費緊張、辦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復雜根本無法查清的案件，都處以勞教了事。前兩年中央對超期羈押進行清查，許多地方就將證據缺乏和證據不足的案件以勞教處理，而且一律三年。
(2)利用勞教進行創收。有的辦案單位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創收指標，或者受自身利益的驅動，以勞教相威脅，對賣淫、嫖娼、賭博、吸毒等處以高額罰款。而被罰者往往因為畏于勞教的嚴厲，只能忍氣吞聲。
(3)利用"勞教"打擊報復上訪和維權人員。勞動教養無需經過法律程序，就可剝奪一個公民的自由，有的"刑期"甚至比正式有罪的人還長。在黨風和社會風氣還未根本好轉、法制和監督環境還未完全令人滿意的情況下，這個制度確實有可能成為某些腐敗分子、貪贓枉法者打擊和迫害群眾的工具。
3、勞動教養的性質被扭曲
勞動教養作為一種治安行政處罰，其適用對象主要是有輕微違法行為，不夠刑事處分的人。然而，勞動教養的期限和對被勞教人員人身自由的剝奪程度卻相當于犯有嚴重罪行的人。犯罪的人最低一檔處罰是管制，是部分限制自由的開放性刑罰，在居住地執行，期限最短3個月，最長2年；第二檔刑事處罰是拘役。是剝奪自由的，就近執行，每月可回家1-2天，期限最低1個月，最長6個月；第三檔刑事處罰是有期徒刑，最低6個月，最長15年，但可以處3年以下的罪名占刑法總罪名的 90%以上，而3年以下，還有緩刑的機會，被勞動教養的期限起點1年，高可達4年，被勞教者一般在戒備森嚴的勞教所執行，節假日照常進行。于是人們都把勞教和勞改混為一談，都稱之為坐牢。久而久之，國家機關也將勞教與勞改一視同仁了。例如：在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處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第1條規定：勞動教養人員逃跑的，延長勞動教養期限，勞教人員解除勞教后三年內犯罪，逃跑后五年內犯罪的，從重處罰，并且注銷本人城市戶口，期滿后除確實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場就業，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節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重新勞動教養或者延長勞動教養期限。第三條規定：勞教人員、勞改罪犯對檢舉人、被害人和有關的司法工作人員以及制止違法犯罪行為的干部、群眾行兇報復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規定，從重或者加重處罰。顯然，勞教人員與勞改犯是等同的。
更為混亂的現象是：在一個共同犯罪中，主犯被起訴，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從犯被處勞動教養三年，主犯在外面，從犯在里面。難怪有的勞教人員剛進所后立即挖空心思交待多年前的違法犯罪行為或者捏造犯罪行為。因為他多年前的犯罪行為至多被判有期徒刑一、二年，而且極有可能緩刑。這使勞教與勞改顛倒了。
4、勞動教養程序缺乏監督
按照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設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由民政、公安、勞動部門的負責人兼職組成，負責勞教工作的領導和管理，主要負責審查批準勞教，提前解除勞教和延長勞教期限。但實踐中，這個管委會形同虛設，勞教的審批機關是公安機關，不服勞教決定申請復議的復議機關是上級公安機關。不僅大中城市的公安可以決定勞教，縣公安局也可以決定勞教，派出所也可以決定勞教，連派出所所長也可以決定勞教。
一個人有輕微違法，要勞教三年可以基本上無程序可言。但一個人如果犯了罪，要判三年徒刑則難上加難，公安機關要立案、偵查、報捕、移送起訴，已經很繁瑣了，檢察機關還要批捕、起訴，法院還要開庭審判，審判時，還有精通法律而又精于訟技的律師橫挑鼻子，豎挑眼，稍有某一份或幾份主要證據不能采信，則此人會無罪釋放。在此，從犯罪嫌疑人到被告人再到罪犯，要經過三堂會審，加律師辯護，還極有可能成漏網之魚，檢察院可以不批捕，不起訴。法院可以判無罪，可以定罪免處，還可判緩刑。相比之下，為什么公安一家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將一個人定勞教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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